關鍵詞: 權利能力 行為能力

  內容提要: 長期以來,法學界通說認為,法律對公司的借貸、轉投資等行為的限制以及法律對公司經營不得超過經營范圍的要求,是對公司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的限制。但筆者認為這是一個誤解,這些限制僅僅是對公司行為的限制,并不涉及公司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的問題。

  依我國法律規定,公司具有權利能力可以作為私法主體參與民事活動:公司亦具有行為能力,并以自己的行為取得權利、承擔義務。我國臺灣地區學者也持此觀點。[1]在理論界,多數學者認為公司的權利能力除受公司的自然屬性限制。不享有自然人的諸如親權、身份權等權利外,還受到法律禁止性規范以及公司經營范圍等的限制,[2]公司的行為能力也因權利能力的限制而受到限制。“即制”之意無疑是相對于自然人之能力不受限制而言的,何以同為私法主體,自然人的權利能力就不受限制,而公司的權利能力就要受到限制呢?主體平等是私法的基礎,作為市場主體的自然人和法人,不應有貴賤之分,因此,除了一些自然的原因之外,法人之能力與自然人之能力不應不同,法人之權利能力、行為能力與自然人之權利能力、行為能力不受限制。應為法律上主體平等的應有之意。如同對自然人行為的約束一樣,對法人行為的約束也是公共利益的需要,不可避免,但是否因此就可以推出法律對公司轉投資行為的限制、公司章程對公司經營范圍的要求等,是對公司權利能力、行為能力的限制呢?我國曾有學者撰文質疑這一認識,本文將對此問題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

  筆者認為,法律制度的精義遠不止于對“通說”的表面化的理解,因為拋開制度的歷史背景、精神實質,就會使我們陷入盲從,以致于將其曲解、濫用,甚至誤用。鑒于此,對公司能力的討論還是要跳出通說的陰影,避免表面化的附和。追索公司能力的真實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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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私法的領域。權利能力是據以成為民事主體,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法律資格。法、日民法上稱“私權之享有”。德、瑞民法稱為“權利能力”。惟以現代民法,凡享有權利必承擔義務,故又稱“權義能力”。概因民法權利本位而定,故稱為權利能力。[3]在現代法上,自然人或法人因具有權利能力而具有法律人格,法律人格是私法上的權利義務的歸屬點。不過,權利能力在現代私法中的涵義遠不止于肯定主體的法律人格上,只是由于平等的觀念已根植于我們的私法領域,在談到權利能力的時候常常因為平等是其當然之意而忽略了對平等的關注。但是,要正確理解權利能力,我們不能拋開對其歷史性的把握。自然意義上的人成為私法上的主體并具有平等的權利能力并非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事情。羅馬法上的人僅指自由人,奴隸是物,是私法上權利的客體,法律人格的產生或確認完全基于人的地位和身份,而且就是自由人,由于其身份不同,法律人格也不同,例如家父與家子。[4]另外,羅馬法上的人格減等制度等,[5]還表明在羅馬法上人的法律人格是可變的,可以被剝奪也可以被限制。就是在資本主義文明發祥地的西歐,至少在法國大革命之前,一般的權利能力都是不存在的。[6]

  《法國民法典》之前的權利相對而言都是特權,都是沒有廣泛的平等基礎的權利,它們所確認保護的權利的平等最多只可能在同一階層的人中存在。但擺脫奴役的天性最終沖破了身份制的藩籬,使這種主體平等思想伴隨著法國大革命的勝利,最終體現在了《法國民法典》上,但有關權利平等的觀念在私法的領域并沒有達到《人權宣言》的境界?!秺W地利民法典》突破了《法國民法典》對法國人身份的限制,一般性的權利能力也才最終出現。[7]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現代私法中所表述的權利能力的完整含義應為:(1)任何人都是私法的主體;(2)任何私法主體的法律人格都是平等的;(3)權利能力不受任何剝奪和限制。

  權利能力作為一個法律用語的出現是從《德國民法典》開始的。德國法上的人包括自然人與法人。自然人也好,法人也好,在德國法上,一旦法律確認其存在,它就自然而然地獲得權利能力。法律人格的確認在于權利能力的獲得,而權利能力一旦獲得,就不會因違法而被剝奪,因協議而被限制,因自愿拋棄而喪失。在私法領域,權利能力的平等是現代私法的基礎。在德國法上首先表現為權利能力的平等,法律人格的平等,而不是現實中各個主體的權利都會一樣。德國法上提出了權利能力的概念。提出了任何主體的權利能力平等。但這并不妨礙法律出于某種目的,將某些私法主體排斥在一些其他主體可以享有的權利之外。此后,各國立法有關權利能力的規定爭相效法。立法者一方面要肯定平等,但另一方面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對行為進行限制。但各種限制決不從限制權利能力入手,因為如果說權利平等的話,在私法上可能只有權利能力(法律人格)的平等是最徹底的,它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離開權利能力的平等,權利平等無從談起,現代私法的基礎也不復存在,整個民法體系也大廈將傾。

  從法律的發展可以看出,或許權利能力最初一直被作為確認特權、維護身份關系、進而維護一種統治秩序的重要手段,但平等觀念的楔入,使之成為僅僅是對主體存在的消極認定,權利能力的獲得被簡化了,它不再依等級、身份等來確定權利能力的有無或范圍,只要主體存在,他就有不受任何歧視和限制的權利能力。這里還可以看出。拋開歷史,泛泛地把權利能力理解為民事主體“能夠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的一種資格”是不全面的,法律制度必然包含著價值判斷與哲學理念,價值判斷與哲學理念的發展必然賦予該法律制度新的內涵。我們談論權利能力的時候,不能拋開它所體現的價值與思想,否則,將會陷入片面與膚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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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于法律的公正性,古往今來的法律無不考慮行為能力的問題。行為能力是為維護行為能力欠缺的人的利益,維護法律的公正而設定的制度。如法律一般不認為無行為能力的人訂立的合同當然無效,如果該合同對無行為能力的人有益而無害,法律認可該行為;限制行為能力的人的行為如對其本人不利,法律允許其以行為能力欠缺為由,抗辯相關權利人的請求。

  行為能力是以意思能力為基礎,為未成年人、智力殘缺的人的利益設定的概念。行為能力的問題實質上就是一個法律事實的問題,這個法律事實就是法律上判斷自然人有無意思能力所依據的自然人的年齡與精神狀況。法律的禁止性規定也只是對自然人行為的限制,決不是對自然人行為能力的限制。由于行為能力是一個法律事實的問題,而法人的意思機關自然也不會存在意思能力欠缺的問題。法律對法人行為的限制顯然也不是因為法人意思能力欠缺,需要對其特殊保護,而充其量也只是或出于對公司債權人或社會公益的考慮,或出于對投資人利益的考慮。限制公司行為或公司執行人員的權力而已。

  二、法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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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學者一般以為權利能力的平等與法律上的不加羈束應止步于法人。[8]不可否認,法人不可能像自然人那樣,成為諸如婚姻自由的主體,但這顯然不是法律的限制,只是自然的不能和現實的無意義而不為法律所關注而已。法人作為私法主體加入民法體系顯然較自然人晚,特別是公司,作為一個贏利性的法人,它一方面是經濟實踐的結果,又是法律實踐的結果。商品社會出于經營與競爭的需要,自然會結成出資共管的資合人合的經濟實體,而傳統的無限責任會由于投資風險的巨大而阻礙融資,這顯然不利于經濟實體的壯大并阻礙經濟的發展。法律為經濟發展的需要,通過法律技術,確立了公司的獨立責任,使公司從股東人格中獨立出來,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就這樣,公司因為法律技術而被賦予了法律的生命,成為市場主體,具有了法律人格。正因為如此,有的學者才認為,法人的兩個要素中,團體要素是第二位的,而人格要素是第一位的,是在團體演變而成為法人的歷史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法律因素。[9]這里我們所言的所謂“法律技術”并非一個沒有根據的創造,很顯然,它是受到有關對自然人規定的啟發,是以自然人為藍本,進行技術處理的。故無論是自然人還是法人,權利能力只是確認了他們的法律人格,法律人格是平等的,一旦依法獲得,便不受任何法律限制、不可剝奪地存在。法人行為與其經營范圍、目的事業的關聯,并非是對公司權利能力的限制,而是對公司行為或公司管理人員行為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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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具有自然人生理機能的“人”是否具有行為能力,一直有爭議。法人擬制說認為,法人僅具有觀念上的人格,并不實際存在,從而也無意思能力,行為能力自是無從談起。但法人實在說認為,法人人格既依法律賦予,就實際存在。從立法上看,有關公司行為能力的立法有兩種立法例,其一是避免對法人行為能力做判斷,僅確認何種行為應由法人負起責任。其二是明文規定法人的行為能力,法人透過其代表機關表示其意思。我國學者方流芳認為,我國民法采用的是法人實在說,并明文規定了法人具有行為能力。[10]筆者贊成法人實在說,認為公司有行為能力。

  公司有行為能力,也必須有意思能力。法人不像自然人一樣會思維,但是法人有思維的機構,他們不但能形成法人意志,而且能表達法人意志。行為能力的制度本來就是為保護欠缺意思能力人的利益規定的,是對一個自然事實的法律認定。只要事實沒有發生變化,行為能力就不會被限制或剝奪。

  三、有關公司能力問題的反思

  公司的能力是概括地指代公司的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有關公司能力的限制,通說認為:法人的能力受國家的干預與確認,法律對公司的借貸行為、轉投資行為等的限制。以及公司的經營不得超過經營范圍等,都被視為對公司能力的限制。[11]究其原因,有人認為是由于“團體人格的影響力、作用力要遠遠大于個人人格”,因此使國家越來越改變了對市民生活的態度,從不干預到干預。[12]又有人認為,公司與自然人之權利能力皆為法律賦予,自可以法律加以限制等等。[13]這些觀點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公司法人的能力是可以并且應該加以限制的,但這種觀點至少存在以下疑點:

 ?。ㄒ唬┍畴x了權利能力、行為能力的真正含義

  從上文可以看出,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的出現是立法上的一次變革,它把法律上對人的規范進一步精細化,它從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和法律上的行為三個方面來規范私法中的人。權利能力的獲得只是表明該人已可以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具有法律人格,但并不表明該主體能夠實際地參與私法上的活動;行為能力以法律人格為前提,具有法律人格的人需具有行為能力才可獨立參與民事活動;但具有行為能力與權利能力并不意味著可以為所欲為,因為行為還要受法律的評價,受法律責任、契約責任的制約。顯然,如果從限制法律人格入手來規范社會關系,不同的人(自然人或法人)給予不同的法律人格,這是很荒唐的,它背離了現代法的平等理念。所以,國家對法人人格的所謂干預與確認,也僅僅是對法人成立之始的審查,一旦認可法人的成立,該法人即獲得平等的、不受限制的法律人格(權利能力)。但如同對自然人的規范一樣,這并不排除法律出于某種需要,對其行為予以限制。所以把法律對公司行為的干預與限制說成是對公司權利能力的限制,完全是對權利能力內涵的曲解。

  行為能力是對事實狀態的認定,只要當事人意思能力健全,就具有行為能力。法律對行為能力的規定是從維護意思能力欠缺人的利益出發的,所以它是一種優遇,而這種優遇是以意思能力欠缺這一事實為基礎的,一旦事實不存在,當事人便被視為有行為能力的人。法人是不存在意思能力欠缺的問題的,法律自然也不可能為保護法人利益的需要,假定法人在某些時候欠缺意思能力,借以限制法人的行為能力,可見,把法律對法人行為的限制說成是對法人行為能力的限制,是學者在忽視行為能力內涵的情況下所做的一廂情愿的解釋。

  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規范有三種方式:一是對權利能力的規范;二是對行為能力的規范,通過限制一些主體的行為能力,達到法律的特定目的;三是對人在法律上的行為的規范,這是法律最為重要的規范手段,絕大多數情況下,法律通過授權性的規范、義務性規范或禁止性規范,來規范私法中的人的行為、權利義務等。很顯然,首先,在權利平等的旗幟下,任何對主體資格的限制,對自然人而言都是背離現代法的精神。又由于法人的權利能力的概念來源于對自然人的規定,而且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公平競爭,必然要求否定對主體資格的限制。所以不論是對自然人,還是對法人來說,對主體資格的限制都是不可取的。其次,因為行為能力是一個事實問題,一旦事實存在,行為能力就不容質疑,法律對它的限制十分有限。而如果我們主張法人實在說,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法人因不可能存在意思能力的欠缺,其行為能力自當不可能有什么限制。因此,法律在對法人行為規范時自然不會也不可能通過限制權利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來實現。我們常見的對公司轉投資、借貸等的限制,都是對公司行為的限制,不是對公司行為能力或權利能力的限制。而權利能力、行為能力顯然不能庸俗化地理解為取得權利的能力或從事某種行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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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能力與主體資格總是一致的、重疊的,因為法律上的主體是權利義務的主體,不是毫無意義的擺設。既然是權利義務的主體。不可能不具有權利能力,因此只要作為一個法律關系的主體存在,該主體必然具有相應的權利能力,否則該自然人或法人至少在這里是不具有法律人格的。但如上文所言,人格的不平等已為現代立法所摒棄,現代社會的法律是人格平等的法律?,F代社會的法律上也不可能有平等人格下的不平等的權利能力,權利能力平等是現代法律應有之意,不可能存在法律上對不同主體的權利能力施以不同限制的問題。因此,權利能力與法律人格的重疊乃不爭之事實。果真如此的話,把立法對公司行為的限制看成是對權利能力的限制,就無疑是對權利能力概念的一個曲解,既有悖法律的價值,又會陷入一個悖論:理論上我們認為對公司的一些行為的限制是對公司權利能力的限制。那么理所當然地可以推出在這個限制的范圍內法人沒有權利能力,自然在這個范圍內也不可以作為權利義務的主體,但實質上并非如此。無論是立法上還是司法實踐上,即使公司的行為被認定為無效,由是產生的對第三人的賠償責任還是以公司為主體的,[14]如果此時公司沒有權利能力的話,將其作為義務主體是有悖法理的。

  有的學者認為,法人行為能力范圍,和它的權利能力范圍相一致,任何超出法人權利能力的行為,都不能認為是法人的行為,法人也不能為此承擔法律后果。[15]這里有一點可以肯定,法人的行為能力的范圍不應超過其權利能力,因為權利能力之外的“法人”就不是法律關系的主體,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行為能力,而且連主體資格都不存在了。但此觀點略有不妥:一方面,雖然行為能力必然依附與主體存在,對主體資格的限制必然及于行為能力。但在現代社會,主體平等,其權利能力是不可剝奪、不受限制的,所以這一關系在現代法上毫無意義。另一方面,行為能力是以法律事實(當事人的意思能力)為基礎的,因為法律人格的平等性。行為能力的限制僅僅來源于這一法律事實。所以,如果法律事實不變,當事人一旦取得行為能力,法律對當事人權利義務的限制也只好從限制行為人手,但限制行為與限制行為能力畢竟有著質的區別。而且把對公司行為的限制解釋為對行為的限制會遇到很多障礙:首先,它不合行為能力的本意;其次,也有悖行為能力制度的目的。另外,從有關行為能力的規定是為了保護意思能力欠缺人的利益方面來說。把對公司行為的限制解釋為對行為能力的限制也是不合適的,很顯然,公司實施了法律限制的行為時,不能以行為能力欠缺為由,像自然人欠缺行為能力那樣主張免責。公司法對公司在轉投資、擔保、經營范圍等方面的限制,并非出于對公司利益的考慮,而是出于對公司債權人、股東等方面的利益考慮,因此,公司違反法律的限制給第三人造成損失的,應由公司承擔賠償責任。這也表明,法律也并未否定公司民事主體的性質,這些限制既非對權利能力的限制,也非對行為能力的限制。

  四、小結

  權利能力的問題是法律上存在的問題,只要主體存在,法律不以該主體的行為違法與否來判斷它是否有權利能力;行為能力的問題是一個法律事實的問題,法律事實并不會因主體的行為是否違法而改變,只要法律事實不變,該主體的行為能力并不會因該主體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而改變。英美法上有關公司能力的說法[16]顯然關注的不是公司具有法律人格這個事實的存在,也不涉及意思能力的問題,僅是為保護股東利益而采用的權宜之計,自然也不涉及對主體平等的法律價值的挑戰。但如果我們把法律對公司行為的限制看成是對公司權利能力、行為能力的限制就不同了,這不但是在不理解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內涵的情況下的一個曲解,也挑戰了主體平等的一般價值。

  至此可以說,我們在用公司能力這個概念的時候,應和英美法上公司能力的概念區別開來,不可望文生義地籠統理解為公司能力即為公司行為能力與權利能力,而當我們將其限制為公司權利能力、行為能力的時候,把法律或公司章程上對公司行為的限制理解為對公司行為能力的限制就大大地不妥了。

  注釋:

  作者簡介:邢軍(1974—),男,漢族,國家民政部干部,北京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研究生。

  *國家民政部 北京 100721

  [1]黃川口:《公司法論》三民書局1982年版,第17、30、31頁;柯芳枝:《公司法論》,三民書局1984年版,第24、33頁。

  [2]黃川口:《公司法論》三民書局1982年版,第16—30頁;柯芳枝:《公司法論》,三民書局1984年版,第24—33頁;江平主編、方流芳副主編:《新編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4年9月第l版,第64—67頁。

  [3]鄭玉波:《民法總論》,三民書局1979年11月版,第66頁。

  [4]江平、米?。骸读_馬法基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55—58頁;(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譯,商務印書館出版1959年2月第1版,第79—88頁。

  [5]江平、米?。骸读_馬法基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59—62頁。

  [6][7](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以民法財產法為中心》,王闖譯,載梁彗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57頁,第158頁。

  [8]江平主編:《法人制度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22—24頁;黃川口:《公司法論》,三民書局1982年版,第16—30頁;阿芳枝《公司法論》,三民書局1984年版,第24—33頁;江平主編、方流芳副主編:《新編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64—67

  [9][11]江平主編:《法人制度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22~24頁;

  [10]方流芳《關于公司行為能力的幾個法律問題》,載《比較法研究》1994年第3、4期第349頁??路贾Γ骸豆痉ㄕ摗?,三民書局1984年版,第25—33頁;黃川口:《公司法論》,三民書局1982年版,第18—32頁。

  [12]江平主編:《法人制度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23頁。

  [13]黃川口:《公司法論》,三民書局1982年版,第18頁。

  [13]江平主編:《新編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66頁。

  [14]馬俊駒:《法人制度通論》,武漢大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第114頁。

  [15]例如歐共體第1968號令規定:凡經公司董事會所決定的交易,對于與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來說,均應視為在該公司能力范圍之內的交。德、法等國公司法也有類似的規定。

  出處:《法學雜志》年第4期